在致钱学森的信中，郭光灿大胆建议要拿出当年搞‘两弹一星的精神来搞量子信息，并热切邀请钱学森主持会议。

如对此有误解，便会造成预警是狼来了的错误认知。风雹灾害（雷暴大风、冰雹和龙卷等）共造成605.3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，因灾死亡57人，农作物受灾面积1174.5千公顷，直接经济损失117.3亿元。

强对流天气的多种灾害性天气经常混合出现，其中，雷暴大风是指伴随强雷暴天气而出现的强烈短时大风，即在电闪雷鸣时出现风力大于8级的瞬时大风，主要表现为由下沉气流引起的向四周辐散的近地面爆发性气流，常造成大树连根拔起、建筑物倒塌、农作物倒伏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。日变化也很明显，发生频次最主要时段是14至20时，最少是2至8时。其可信度很高，但不够精准。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气旋，如春季沙尘暴。自3月30日6时起，中央气象台连续4天发布强对流预警。

反气旋，如华北夏季桑拿天。潜势预报通过预测大尺度系统演变规律，由中央气象台提前几小时到几天制作和发布天气预报，说明强对流天气的大致时间、区域、类型和强度。作者：韩扬眉 来源：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：2024/4/10 7:58:44 选择字号：小 中 大 孙鸿烈：要拿出中国科学家自己的学术成果 孙鸿烈（下）在青藏高原做考察记录。

耄耋之年，他再次回归心灵的故乡，感受着雪山高原的呼唤，目光依旧坚定而炽热。吴先生说学植物名，不能只说中文名，还得记拉丁名，这是世界通用的。孙鸿烈相信，老一辈科研人员凝聚在青藏高原研究中的科学精神、奉献精神、团结精神必将发扬光大，青藏高原研究必将取得更多成果。受访者供图 ■本报记者 韩扬眉 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到墨脱260公里，海拔落差3000多米。

这里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藏东南。后来，孙鸿烈到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，不能再长期到野外考察，但他从未间断对青藏高原的研究工作，一有机会就去那里。

1976年，青藏科考最后一年，科考队组成4个分队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与当下的人才评价标准是否有关？ 赵鼎新：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可以做一下中西对比。曾有位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者在与青年教师交流时，将历史学领域的基本功训练比作锻炼手臂力量——当一块毛巾别人拧不出水，而你通过拼命拧又拧出一些水来，你就比别人厉害。《中国科学报》：除成绩外，你有哪些遗憾？ 赵鼎新：最大的遗憾就是太累了。

这些学者往往并不是文章发表的大户，但我们愿意为其提供相对宽松的空间。说得更通俗一些，目前很多学者考虑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学术志趣，而是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更容易发表文章和申请项目、哪本期刊的标准更松、文章写成什么样式更能打动编辑、哪类学问更能名利双收……当这些功利性的想法主导其研究时，学者便将自己束缚住了，导致其在学术研究上畏手畏脚、瞻前顾后，最终难成大事。这一点还体现在其他方面。因为在很多学术研究领域，相较于事实，学者的眼界和视野是更重要的。

然而在另一方面，在目前的国内学术界，打招呼、托人情的现象并没有绝迹，甚至可以说屡见不鲜，这一点毋庸讳言。此举同样是为了营造一个平等的小环境。

所谓基本功，就是包括数学、物理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、统计学、大数据等在内的各个学科和方法，年轻人需要广泛涉猎，什么都要学，要博览群书。比如，浙大社会学系便请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组成了学术委员会。

这是由于很多学者虽然把文献梳理和讲故事做得面面俱到，但视角和观点却不鲜明，并且缺乏一种为什么这种叙事方式比其他方式要好的反思，而这种反思是一名学者首先应当建立起来的。二是主要请来自外校、人品和学问俱佳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进行学术把关。毕竟我们所做的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既定制度和规则产生摩擦，从而在客观上大大增加我们的探索成本。我曾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20多年，其间被不断灌输一种观点，即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诞生地，这份产业和荣誉不能毁在我们手里，所以学者们对于学术研究非常认真，并且始终有某种危机感。其间，我在出版英文版《儒法国家》一书前，并未发表很多文章，更多凭借的是与同事日常交流时所赢得的学术口碑。在加盟浙大前，赵鼎新长期在世界社会学研究的顶尖学府——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，对国内的学术研究现状尚无深刻了解。

反观大部分国内高校，其教师评价依靠的依然是各种硬指标。受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趋势影响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学发展往往更注重工具属性，在研究方法上也偏工科化。

比如，国内有大量学术文章即便最终成功发表，其学术价值也不是很高。这致使博士生乃至硕士生的大量培养经费最终不得不由系里承担。

如果一位学者只有学术基本功而不具反思能力，便会是一个很迂的人。这项改革虽然得到了校方的同意和支持，但在执行层面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——按照博士生培养谁是导师谁出钱的传统制度，导师团中该由谁出钱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。

反观国内，这样的现象却并不多见。但事实上，不管是刚刚兴起之时还是当下，社会学更大的价值其实是给其他学科提供一种母语法。但必须承认，相较于那些学术氛围和学术积淀更加深厚的国家，我们在很多领域依然缺乏一种专业感。工作中，我非常支持周围的年轻学者摆脱内心的这些束缚，同时，我们也招收了不少研究冷门议题的学者。

一般来说，越不在领航道上的高校，其对教师的考核标准越多、越硬性。这种认真体现在很多层面。

当然，他们能发挥多大作用仍然是个现实性问题。比如，为了避免学生和导师建立各种依附关系，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探索中，规定博士生不是由某个单独的导师指导，而是由导师团集体指导。

举一个极端例子，即使某位青年教师拿到了多个国家级学术称号，这些称号也不会成为其在我们系晋升的重要指标。如其他媒体、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，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，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。

从这个角度说，社会学承担的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母学角色，它具有很大的基础学科属性。一是在青年教师的论文发表上，要看重质量和学术个性发展，而非数量。一位学者的学术人格必须以唯物为基础，而它的另一面则是学者的反思能力，或者说是唯心的一面。当你的视角改变、视野拓宽时，会对曾经熟悉的材料产生全新的理解。

以我本人为例，我曾在年轻时大量学习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等理科知识，这使我对17世纪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史有较深的了解。因此，为了保持社会学专业的生命力，我们必须非常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和学术责任。

海归10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个新的观察窗口。在我看来，其根源在于很多学者不能从一个专业角度看待自己的学术工作，对其也缺乏足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。

这是一种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型，而支持这种转型的便是自己的学术人格。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在你看来，一个年轻学者的学术成长路径应该是怎样的？ 赵鼎新：我觉得一个人的学术成长要分若干步骤。